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吕德文:基层干部要敢担当 防乱作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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笔者长期从事基层调研,发现了一个值得观察的现象。前些年,基层领导普遍比较“霸气”,遇事敢决断,口头禅是“出了事我负责”。近些年来,基层领导普遍讲规矩,哪怕是一丁点小事,也要搞集体决策,对办事的下属,常会千叮咛万嘱咐,“别给我出乱子。”

“霸气”的领导,当然是敢担当的,但也难免一不小心出了乱子,成了乱作为的典型。而讲规矩的领导,却往往容易当成太平官,乱作为是没有的,但也难说有担当。看来,领导干部既要担当,还要避免乱作为,是一件不容易的事。

如何能让干创业的动力。

笔者在调研中发现,基层“背锅”现象仍然存在。随着治理重心下沉,基层的治理资源和事部既要敢担当,又防乱作为?这需要完善建立健康的制度环境,保护干部干事权都有所增加,却容易因为属地责任而被问责,有的基层干部有权却不敢用,有的干部反映做事的人更容易被问责。

笔者在一个中部地区乡镇调研了解到,2018年该镇承担了市里下达的景区建设任务,举全镇之力终于完成了。但也因此,县里布置的拆除空心房的任务滞后了。结果,年终考核时,因重点工作未完成而被一票否决,分管副镇长还被问责了。在疫情防控期间,也有战疫一线的基层干部反映,受疫情影响,因客观条件不允许,手里的工作滞后了,受到群众投诉,结果因“战时纪律”而被从重从快问责。

类似案例提醒我们,要防止基层治理陷入“不出事”逻辑,避免基层干部出现“避责”心态,更要为干部营造主动担当作为的健康制度环境。

“不出事”逻辑、“避责”心态从何而来?笔者在基层调研中发现,有的地方的基层治理看似是讲规矩了,但规矩之下却也不作为了。有的干部虽在做事,却并非出于内在动力,而是考核压力的结果。基层“背锅”的同时,上级业务部门也有“督查化”的倾向。有的业务部门以治理重心下沉的名义将主体业务转移给基层,通过强化督查考核权,把自己变身为某项业务的专项督查部门。要防止督查检查泛滥,减弱基层干部干事创业的热情和动力。相关业务部门更应聚焦主业,让督查检查工作归位于纪检监察部门。

基层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治理单元,主要通过面对面服务群众的方式开展治理活动。基层治理事务往往细小琐碎,服务对象比较多元。这就意味着,绝大多数基层治理活动是很难用统一、既定的方案进行的。因此,对基层工作的监督和制度规范,应该服务于治理有效性,而非消耗治理资源。

比如,在精准扶贫等治理活动中,为了达到“精准”的目标,国家建立了严格的贫困户识别、帮扶和脱贫标准,并通过国家扶贫开发系统监督基层的政策落实。在实践中,因为基层的实际情况与理论模型之间并不能简单对应,有的基层为了实现数字精准,反复填表、制作台账,这一过程容易滋生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。笔者接触的多位扶贫干部都对脱贫攻坚任务有高度的使命感,也能身体力行投身扶贫事业,但他们却对工作中的形式主义问题感到无奈。“数字精准”表面上提高了基层治理的规范程度,实际上却消耗了基层干部的担当精神与工作热情,降低了治理的有效性。

鼓励干部敢担当、防止干部乱作为,需要有良好健康的制度环境。其核心是,基层的自主权要与治理的规范化程度相匹配。一方面,基层治理需要适度规范化。但规范化不是文书化,也不是督查化,而是要建立一套适合基层实际的治理流程。这个治理流程,既不影响基层的自主性,还可以有效避免乱作为。另一方面,基层治理需要更大的自主权。基层的自主权不仅在于治理资源下沉、事权下放,还在于基层能够根据实际开展治理活动的自由裁量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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